談談張謇與“江淮五才子”
2019-7-9作者:tzq 點擊:40

1917年9月,顧錫爵病逝,張謇作《挽顧延卿(錫爵)》:

昔年鄉里推同輩,周顧朱張范五人。

旗鼓顏行差少長,風云旅食各冬春。

君甘頹放成聱叟,世與遺忘作幸民。

曙后一星余我在,愴懷葭埭絕車輪。

詩中的“周顧朱張范五人”,就是當時的“江淮五才子”,分別指周彥升(家祿)顧延卿(錫爵)、朱曼君(銘盤)、張季直(謇)、范肯堂(當世)。他們才貌相當,難分伯仲,只有年齡少長之別。民國二年,范鎧編寫的《南通縣新志·耆舊傳》也提到周顧朱張范“自弱冠即結深契”的事。他們的發展狀況不盡相同,朱、范早亡,張中年后專意于農工商諸業,獨周、顧“以文字老焉”。他們“風云旅食各冬春”,但情誼深厚,“蛩馬巨   相依”,令“藝林爭羨”。在學術上,他們均以樸學齊名,近代詩人、學者汪國垣先生將他們列入“江左詩家”。汪先生在《汪辟疆說近代詩》一書中稱,“此派詩家,既不侈談漢魏,亦不濫入宋元。高者自詡初唐,次亦不失長慶。跡其造詣,乃在心撫手追錢、劉、溫、李之間。故其詩風華典贍,韻味綿遠,無所用其深湛之思,自有唱嘆之韻”。

 

“五才子”是鄉里人推崇的五位青年才俊,既不是社會組織,也不是學術團體,猶如今天的一個小小的“朋友圈”。他們才華橫溢,魅力四射,能量很大,在江淮地區頗有影響。張謇在《萬物炊累室類稿序》中描述了他們的軍旅生活:“諸人從吳公,自江寧而山東,而朝鮮,而奉天,聚處一軍,以文章義理相切劘,辨難縱橫,意氣激發,極朋友之樂,而未嘗有厭薄之思。”真可謂“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張謇與他們過從甚密,對他們的特點了如指掌,稱周家祿“倜儻有節”,朱銘盤“瑰奇逸宕”,顧錫爵“朗朗高趣”,范當世“明白公理”,他對自己未作評價,但他是“五才子”的核心人物,周家祿作詩稱:“建安才子賦新詩,淮海文章仗主持。”這自然讓人想起建安七子當年的風采:“縱轡以騁節,望路而急驅”“慷概以任氣,磊落以使才”。建安“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張謇才識超群,周家祿喻之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是江淮五才子的代表人物。

周家祿(1846—1910),字彥升,一字蕙修,晚號奧簃。他是五才子中的老大,祖籍浙江山陰(紹興),南宋時流寓浦陽,后遷居崇明,再遷通州之西川港沙,占籍海門廳。自述先祖務農,“十四世皆種田食力,間讀書應舉”,其祖父周志為“貤贈”(古代受爵賞而欲移贈)儒林郎,然家境貧寒,從師常“貧不能具修脯”。

1. 翹才露穎,名聲鵲起

 

家祿聰穎好學,“自為兒時不好嬉戲,詣戚友必挾書自隨。”咸豐十年,太平天國軍等占領江南,前大理寺卿、江蘇學政李聯琇避亂川港。一天,李閑來無事到鄉間散步,走進一村塾,見塾師案頭有學生作業,便隨意翻閱,見《牽牛花賦》,十分驚奇,大加贊賞,定要見這位學生。他就是周家祿,才十五歲。從此,李公對家祿特予青睞,他不僅可進入李公家接受指導,而且可與大師互相酬唱,聆聽教誨;李公還把自己珍藏的典籍送給家祿,家祿遂學業大進,名聲鵲起。同治三年(1864),補廳學生;旋,補廩膳生;九年(1870)科舉優貢生,朝考用教職,授江浦縣訓導。周在《百感》詩中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十三弄柔翰,十五賦詩篇,二十窮經術,心追秦火前。戔戔不自量,欲奪服鄭筵。其志雖未果,其書如云煙,廿六始求名,躍馬幽與燕。眼中天下才,擾擾金臺邊。”可惜,以后的多次考試,總是“好春偏放別枝花”,幸運之神已不再眷顧這位才子了。

2. 相期鸞鳳,光耀明廷

同治十年(1871),張謇始識周家祿,與為友。張謇覺得兩人差距很大,“君長余七歲,方余弱冠始識訂交時,君以文采聲名踔越州鄉;余苦系訟求脫,皇皇吏胥之間,暇理舉業以自振拔”。周家祿卻十分看重這位新朋友,作《與張樹人育才訂交喜賦》:

我年二十五,長汝才七齡。

赧顏為汝兄,傾倒不在形。

秋風吹敝裘,顧我長眉青。

讀書眼如炬,快論新發硎。

 

四始有妙義,故訓久沉冥。

安得匡鼎說,豁若啟重扃。

賤子不自量,解詩別畦町。

風以國為緯,雅以世為經。

多持傳箋古,決破章句熒。

君見盛稱許,謂如寐得醒。

古書浩煙海,助我采芳馨。

但令義完美,不厭辭畸零。

感汝用意厚,吾道免伶仃。

相期為鸞鳳,振彩耀明廷。

這首詩情誼真摯,表達了對友人的贊賞和對未來的期盼。

同治十三年二月,張謇應孫云錦之約赴江寧發申局任書記(秘書),“臨行戚戚”,家祿又作詩勸慰:

君有父母我扶持,君有兄弟我塤箎。

秋風歸娶手牽絲,江山拜獻孝子詩。

勸君且去莫嗟咨,鯤鵬變化會在茲。

此詩表達了作者對友人的責任擔當和體貼鼓勵。

張謇對家祿亦敬重有加,視之為“師友”,他在《壽愷堂集序》中稱贊家祿卓越的才能:“余以幕務旁皇亟肆,君才敏事理應若有余;遇感同賦,稿輒先脫。臚情托諷,豪健多君,君亦謠吟自喜,屢而無疲也。”

3. 行為君子,言為文章

周家祿篤于內行,事親敬孝,對伯叔兄弟敬愛有加;對戚族中的貧困者,每年都有贍濟,即使自己經濟困窘,亦毫無吝嗇怨悔之態。光緒十七年以后,他基本上在家“奉母閑居,躬耕海濱”。光緒二十年,他在貧困中發起集資捐建川港費孝子祠,倡行孝道。他為人真率,與人交游,無矯飾之態,儔人廣座之中,或有不合意,則倚坐不語;然性善飲酒,幾杯酒下肚后,則清辯滔滔,鋒不可擋,豪情感激之氣流露于不自知之中。為生計,曾奔走游食于高官名帥幕中,“未嘗以榮利自為”“亦不斥訐責人以為名高”。他“鳳裁峻逸,絕不干預世俗,專心一致于文字”;輕視功名富貴,認為“功名石火光,富貴如云浮。”

 

周家祿的業績在文教。顧錫爵認為,周家祿親承葉涵溪、李小湖等大師教澤,“文有師法,其無韻之文,雋永如魏晉人;有韻之文,上通于騷人之清深。”即使百年之后,“必有愛慕君文,推為正始之音”。他博通經史,著作等身,凡十三種,一百零二卷。張謇也十分贊賞他的詩文,“文或屈郁縱宕而盡其旨,或妍麗博贍而振其華;至其為詩,若春條揚花,谷泉送響,風日會美而林壑俱深,其殆有會于絲竹之音者多也。”

家祿熱愛教育事業。他歷署丹徒、鎮洋、荊溪、奉賢等縣訓導;歷主師山書院,湖北武備學堂、白華書塾、南洋公學講習(院長)。他對教育有獨到的建樹:一是力主改革。認為“嘉、道以前,人才科舉而已;咸、同以后,人才捐納而已。”“非廣開學堂不足造人才,非大變科舉不足得人才。”二是倡導西學。主張對西方的校規“參互考訂,博采兼收”“博考西書,擇善而從”。三是提倡藝學。強調“習西學者,必舉水、火、光、氣、聲、電、物化、礦務、鐵路、軍械諸藝,各專一門,而引其端于算數”。這些見解,切中肯綮,難能可貴。

由于時代的局限,周、張二位才子未能“振彩耀明廷”,但他們都有功于國,有益于民。他們如一雙鸞鳳,在江淮大地上施展才華,一位成了中國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教育家,一位成為中國近代的詩人和文史學者。他們都是值得后人敬重和學習的榜樣。

顧錫爵(1848—1917),字延卿,如皋葭埭人,清末文史學者,情趣高雅,世稱“尚潔先生”。

 

顧是張謇最早結識的朋友之一,《嗇翁自訂年譜》載:同治八年(1869),“識如皋顧延卿(錫爵)、仁卿(錫祥)、陳子王壽(國璋)、黃少軒(毓麟),通范銅士(鑄),銅士后更字肯堂,更名當世。顧、陳、黃并同案為縣生員,與為友”。張謇于上一年在如皋考中秀才,卻隨即遭遇“冒籍風波”的牽累,不僅家庭經濟陷入困境,而且思想上受到沉重打擊。在困頓中,正是這些朋友給他送來了溫暖和慰藉,為他增添了克難前行的勇氣和力量。同治十年(1871),陳國璋赴四川謀生,臨行前作《寄張育才海門》:

相逢不易復將離,遠道飄風共此時。

淡處論交如白水,才人失意有歌詩。

世情未厭秋云薄,客路生增夏日曦。

莫向成都問動靜,高枝終待鳳凰棲。

七律贊美了他們之間純如“白水”的友情,激勵友人不要失望,不要氣餒,堅信“高終待鳳凰棲”。

陳國障與顧錫爵是同鄉,又是同道,他們互相唱和的詩作比較多,為我們了解顧錫爵提供了一個窗口。光緒十三年(1887),陳作《為延卿題故鄉圖》三首,其一曰:

意氣居然蓋九州,飄揚書劍賦登樓。

故鄉煙樹濃如此,舉足能無萬里愁。

上聯寫延卿書劍飄揚登樓賦詩的雄姿,彰顯其“蓋九州”的氣概;下聯寫延卿遠游時對故鄉的熱愛與依戀。

 

延卿與張謇的交往很多,但在張的詩文中著墨甚少,《挽顧延卿(錫爵)》是張謇詩集中僅見的一首,這首悼亡詩的作法有點別致,挽詩一般總是贊頌死者的人品和業績,抒發哀痛之情。而這首挽詩,不只是哀悼延卿,也哀“江淮五才子”眾星之寥落,亦抒發作者“曙后一星”的悲涼。對逝者的評價盡在頸聯:“君甘頹放成聱叟,世與遣忘作幸民”。作者對老友采取似貶實褒的手法,勾勒了暮年顧錫爵的兩個側面:一是看破世事的“聱叟”,唐代道家學者元結,字次山,自號“聱叟”,他在《自釋》中說:“彼誚以為聱叟者,為其不相從聽”。作者稱顧為“聱叟”,刻劃了一個聽不進別人意見的“倔老頭”的形象,顯示了延卿疾官邪、輕爵祿的“傲氣”。二是遺世獨立的“幸民”,古人常以不遇禍為幸,正如黃庭堅詩云:“醉鄉乃是安身處,付與升平作幸民”。顧晚年頹喪嗜煙無心于世事,因而成為“世與遺忘”的“幸民”,彰顯延卿超脫、淡定的品格。

延卿人生的輝煌期大概在壯年時期。光緒十七年(1891)夏天,延卿隨駐外大臣薛福成前往英、法、意、比四國,任薛福成的首席秘書。臨行前寫了一封信給張謇,信中“無常人離別可憐之色,有丈夫慷慨報國之風”,令張謇“循誦增嘆”。當時張因多次會試失敗,心緒不好,對顧未作具體評價。那么,我們如何評價顧錫爵呢?只能借助他人對顧的評述。

陳國障很有才氣,張謇未把他列入“五才子”之列,而如皋進士沙元炳則將其列入“五才子”,他在《舟中讀紫珊(國璋的字)湘漢“賓蓬集”漫題其后》:“菰蘆間氣數吾鄉,范顧朱張各擅長。此老風流分一席,當時歌詠邁三唐。江湖覓食才猶健,欲博逃名晚更狂。后有虞上編亥集,姓名猶幸附同光。”顧錫爵與陳有許多相似之處。陳的學生宗孝忱作《陳子王壽(先生詩序》。因宗曾親承顧的教澤,在“序”中將兩先生的事跡合在一起,現抄錄如下:

吾邑前輩以文學知名當世,歷游名山川,與一時魁杰之士相往還,雖曾參與大幕,未嘗汲汲于利祿,意有不適輒退而修于家,殷殷以提掖后進為志,抱殘守闕、不惜以老儒終者,莫如顧錫爵延卿、陳國璋子王壽(兩先生。兩先生既老,孝忱猶及親 炙 于左右。顧先生居東鄉葭埭,偶入城,寓居北東岳廟中。聞孝忱志學甚篤,召而與語,每侍坐,半日默默相對無一言,有時惜予生之晚為欷歔不置知己之感,蓋莫深于此矣。

由于宗孝忱能“親炙”于先生左右,所以他對兩位先生的思想、行為、品格表述得如此準確,讓我們看到了兩位富有個性的先賢。

朱曼君、張季直、范當世是五才子中年齡較小的三位。他們年紀相仿,志趣相投,也更富有朝氣。光緒六年(1880)三月,張謇料理完母親的喪事后于十八日“出門”,與朱、范同赴江寧。二十日,舟行至如皋東城宿,有《舟行聯句》。過如皋,看陳子王壽(所藏的《元祐黨人碑》《諸葛忠武畫像》。二十一日,宿海安,作《諸葛忠武畫像聯句》。二十二日,宿馮甸,作《哀雙鳳聯句三十二韻并序》,這是一首頗有影響的長詩,民國時王揖唐先生在《今傳是樓詩話》一書中給予很高評價:“通州張季直謇、范肯堂當世、朱曼君銘盤,均以樸學齊名。蛩馬巨   相依,藝林爭羨。有《哀雙鳳》五言排律,流傳一時,亦一段佳話也。哀感頑艷,蕩氣回腸,亦可想見三君少年時才藻之盛矣。”二十五日,宿華子口,作《儀征道中聯句》。他們在聯句中稱:“吾儕三十年方壯,裸壤龍章儻可休”。“身世蒼茫泣五噫,同舟爾我況將離。大河落日重沽酒,席帽談兵更賭詩”。展示了三人的才情和豪氣。

趙元禮先生在《藏齋詩話》中借張裕釗的話給三位才子予很高的評價。張裕釗是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也是曾借以復興桐城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他是古文大家,鳳池書院院長。他是張謇的恩師,張謇曾向他“叩問古文法”。張謇十分崇拜這位大師,在《祭張濂亭夫子文》中,不僅贊美夫子之文,而且肯定夫子對桐城文化的貢獻:“劉、姚禪作,姬傳尤昌。再傳之盛,崒起湘鄉。孕忠耿于天骨,蕩元氣而翕張”。“上參揚、馬,俯揖曾、王,開咸、同之絕席,掃塵坌之秕穅”。

濂亭夫子對江東三士關愛有加。他在贈朱曼君詩中云:“龍虎忽騰上,雄出為干將。希寶寧復有?欲持貢玉堂”。他把朱、張喻為龍虎,他們都是國家的稀世珍寶,應當把他們貢獻奉朝廷,服務國家。他又說:“英英范與張,騄駬驂騏騮。”他又把張謇與范肯堂喻為千里馬。騄駬,指名馬,周穆王八駿之一;騏騮,指良馬,《商君書·畫策》:“騏騮、騄駬,每一日走千里”。驂同“參”,這里有陪伴之意。全句意謂范與張都是日行千里的寶馬,都是俊美而氣概不凡的人才。

 

光緒五年十一月,謇母金夫人病卒,其父張彭年為金氏謀一塋地。范君山茨知道后,“割其先塋與君壽穴之余地若干畝,俾歸葬焉”。張氏以“海門東圖故有薄田,分畝若干,用于抵直”。此事令張氏父子非常感激,張謇在《大人命初易范氏地約》中稱:“嗟乎!百年旦暮,誰非陳人;一諾愾慷,公真健者。元白比鄰之雅,已愧前休;張范生死之交且從今始。子孫世世,長毋相忘。”從此,張范之間便有生死之交誼,光緒三十年(1904)十二月五日,肯堂突然病發,“吐血甌許”,張謇聞訊“亟視之”。肯堂“甚憊”,卻執張手耳語:“子長我一歲,望節勞。我可死,子不可死,幸記之。”張“聞之心楚”,感慨萬千,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論其詩文,非吾州二百五十年無此手筆,即與并世英杰相衡,亦無容多讓。雖以不節于用之故稍被世譏,要其大段,明白公理,尚非他人所能及也。”

十日,肯堂卒于上海。張謇為之愴痛。他在挽聯中寫道:“萬方多難,僑札之分幾人,折棟崩榱,今后誰同將壓懼;千載相關,張范之交再見,素車白馬,死生垂為永辭哀。”

朱銘盤是張謇在吳長慶軍幕結識的朋友。光緒二十年,朱積勞成疾,在旅順張光前軍中病卒,年僅41歲。張謇得曼君客死旅順訊,“凄惋無涯,名心益冷”。作《祭亡友朱曼君文》,深情回顧兩人的友情,“獨余是親,詠陶好喜,余之聰明,實非君配。意量相資,磋磋切切。分箋寫檄,晝幾宵燈。同舟并轡,抵 趾 揄肱”。他高度肯定曼君的文章,“君雄文章,恥作常語,俾余抨彈,寸痏必舉”。更為曼君的不幸而哀傷,“著書不竟,摧腎絕肝。子呱彌月,洗以 雚 蘭。”曼君病歿后,其妾攜幼子朱驎之來南通,張、范、顧等決定每年接濟朱氏母子“二十六千”,朱驎之成年后,張謇將其安排在大生企業任職。可見他們交情之真,之深,是人間最可寶貴的君子交情。

“江淮五才子”是南通良好的文化生態的產物,也從一個側面展示了南通文化生態的風彩。

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間,我國社會處于激烈的動蕩之中,文化生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西方思想文化的進入,我國近代啟蒙思想家、改良派、革命派代表人物的思想文化促進了文化生態的變化,愛國、反帝、反封建的文學藝術逐步成為進步文化的主流。

南通地處江海一隅,東瀕黃海,南倚長江,自然條件得天獨厚,長江天險不僅為南通人避免了太平天國軍的浩劫,而且為南通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海門因此而獲得長足的發展。海門于后周顯德五年置縣,幾經滄桑,淪為澤國。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肇始建廳,到咸豐十年(1860)不足百年,經濟、文化落后。自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并逐步占領江南,江南人因避兵禍而涌入海門,不僅帶來了勞動力、生產資料、生產技能,而且帶來了許多文化人,其中有儒學大師李聯琇、虞山畫家胡芑香、錫山書法家錢子諒以及葉裕仁、趙彭淵、王汝騏等名師。正是他們發現和培養了海門廳第一位才子一一周家祿;也是他們提升師山書院的辦學水平,培養出大才——張謇;又是他們幫助茅炳文鑒定出版了建廳后的第一本詩集一一《師山詩存》;還是他們為楊蓉初的《海隅紀跡》即(海門二十景詩)作序、繪畫、書寫,使之成為詩、書、畫、序精美的集子。海門的文化生態大為改觀,推動了南通文化生態的整體優化。形成了尊崇知識愛惜人才的社會風氣,正如《海門二十景詩·深柳書聲》所云:

宅邊五柳舊知名,繞屋蔭濃畫不成。

學鍛高情聞叔夜,填詞絕調讓耆卿。

焚香展卷容驅蠹,攜酒傳柑懶聽鶯。

爭向龍門思御李,松風常和讀書聲。

(作者單位:海門市張謇研究會)

(原載《張謇研究》2019年第1期)

打印本頁 【關閉窗口】 向上
CopyRight © 張謇紀念館 版權所有 蘇ICP備11054684號 您是本站第   位訪客 Flash首頁
北京pk计划破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