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的“村落主義”(三)
2012-6-2作者:jry 點擊:2441

 

張謇的村落主義最終未能被其他社會改革家們所接受,他嘔心瀝血地締造并經營了近三十年的一個看起來非常摩登、氣象很新的理想社會,也終于未能被其它地區所移植。在張謇去世以后,他所經營的世界迅速沉落了。理想的“新世界”終于只是個東方的夢幻。

學者們對張謇事業衰落的具體原因已有過探索。然而,除了諸如資本主義的激烈競爭、西方工業品的來華傾銷、本地文化教育等公益事業的負擔過重、本地產業的資金不足、設備老舊、經營的決策性失誤及自然災害等因素,一個重要原因還在于張謇的社會理想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即張謇的自治包含了太強烈的田子泰式的自治。而田子泰式的自治早已落后于時代。

無終山都邑沒有現代民主。“至節高尚,……研精味道,百姓從之”和田子泰“眾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的政治理想,潛在但又無從清除地存在于張氏兄弟的內心深處,阻礙了他們完全接受現代的民主自治。張謇雖然口稱民主,也說過“自治之貴,匪在一人”,但他所理解的民主,事實上與無終山都邑里不可能有制度保障的、抽象而虛偽的“推擇”賢長者的理想更為接近。無庸諱言,南通的民主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張謇的個人資望和活動,帶有強烈的“紳治”的特性。在清末民初,鼓吹自治的人摩肩接踵,各式自治的內涵大相徑庭,光怪陸離。除比較接近民主理念的觀點外,有以為自治就是商民自行組織起來守夜巡肆,捕賊防盜的;有以為自治就是修身養性,治己治人的;有以為自治就是反封建,反對家長包辦婚姻,要女權,放大腳的;甚至大小軍閥也吵吵嚷嚷地要自治而拒不接受中央政府對地方財政、稅收等的干預。南通的自治就其實質而言,只是資產階級精英集團紳治,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早在1901,張謇撰《變法平議》大力呼吁在中央和地方皆行議會制度時,他心目中的良善的議會制是竟然不要人民群眾參予的。他闡述:“選舉之人、被選舉之人,均以有家資或有品望者充之。”不用說被選舉的,就連有資格去當選民的,還必須是士紳!而非普通老百姓。他解釋道:“選舉之人、被選舉之人,必紳士也。紳士雖不盡曉新法,而有文告已諭之,權限以示之,必與蚩蚩者有間。”南通的自治理念,從一開始就蘊含著不充分民主的指導思想,認為社會治理,要通過資本家紳士代表人民來議行。

進入民國以后,雖然封建的思想與勢力仍然存在,但與辛亥革命以前相比,國家與社會已畢竟有了巨大的變化。民初時期,人們的思想得到了較大的解放,社會活力大增。但南通的資產階級自治不僅沒有趁勢完成自身進步的演變,一些人以為自治就是一兩個縉紳的事。例如有人說:“南通以自治名于國,所以成事業類,有張退公、嗇公兄弟設法建置之;所謂一、二人之功,支支節節程功者也。”張謇在談及領導南通邑政之辛苦時,也只是說“謇兄弟一二人”所擔之責之艱難。191510,南通屬縣如皋的劉縣長因撥款二百元給縣議會,“俾資挹注至市鄉自治”,而被人們稱道為“對于地方自治,頗為熱心”。以致于城市區議會的十四個區的代表一致決議要求恢復自治。可見在當時的南通各地,自治早已是徒具其名。

張謇式的自治經歷了二十多年已大有成就,張謇也很為此自得,而他的紳治即自治的老觀念則絲毫沒有改變。但留學過美國的兒子張孝若卻看到了南通自治的深刻危機。他記述:“我在美國時候,就感覺到民治事業的維持永久,一定要大家負起這個責任,所以回到南通以后,就和我父說:南通事業,我家只能處于領導開創地位,要他發展和永久,還是要使地方上人明白這些事業不是一人一家的,要大家起來努力,我家也應該給他們一個機會,由參預而后接辦下去,就主張組織一個縣自治會。曾經有人到過南通回去說:‘南通是倒置的金字塔’。他的意思是說難乎為繼有點不穩。我想這么多的地方事業,靠著一人一家確是不穩,那么,要他穩要這金字塔正置過來,也只有照準我這條路走去,因此我創立縣自治會的主張,更加堅決,更加積極。”當張孝若向張謇建議創辦廣泛代表人民的自治會時,張謇心中十分不愿意。他疑懼的是:“眾人知識才力一與否?不一有憎與忌否?有能涵覆而救濟之者否?非一日而先后左右其行者,有他變他患否?是皆可虞而當計及者。”對張孝若的欲行西方式自治會的想法很擔心:“吾為吾南通自治會懼焉!

當地方精英集團及其自治斷絕了接受民眾智慧的渠道,失去了民眾的支持與合作時,這一精英集團所主導的事業必將難以為繼。

無終山都邑自有其法,史記:“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條。”還有可以捍衛都邑的武裝人員。張謇的“村落”里也有法,還有武裝的工團、民團、實業警備隊、警察、法院和改良監獄。但無終山都邑的法只不過是些簡單的刑事和民事的法律,而非約束規范“主”的決策與施政的法治。在這一方面,張謇的“村落”恰恰類似無終山的都邑。南通的自治正是缺乏法治的人治。

張謇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地方自治者,人各有其地方,人各有一自。先明白自何事,地方何在。欲治與否,則在各人。”在張謇看來,自治并非是新時代法規法令的兌現和落實,而只是“欲治與否,則在各人”,憑個人能力而為之,治大治小皆可,只要不矜不餒便好。在此之前的1918年時,他更宣稱:“法治亦非吾國近世所能幾及。民治亦法治之一,即自治也。”公然擯棄法治,而將自治曲解為民治。但他所主張的民治實際上是缺少法制約束的人治而已。所以當時就有人譏諷張謇所領導的南通自治是“個人自治”,并非全是惡意攻擊,而與事實相去不遠。1922年來南通調查的日本人駒井德三發現:“今江北一帶,仿佛以張公為元首之國。”張公即張謇。章開沅先生提到191237日的《天鐸報》還載文譏刺張謇的哥哥為“通州土皇帝”。早年在南通生活工作了十多年,后在華東師范大學任教授的朱東潤先生在其遺稿中也記謂:“南通是江蘇的一個縣,在當時以地方自治著名。 有時只稱南通,有時更稱為通崇海泰,這就包括了南通、海門、崇明的外沙和泰縣等地。這不是國家的行政專區,而是南通的張季直和他的三兄張叔儼所控制的區域。是怎樣地控制呢?不是武力控制,因為張家沒有軍隊,而是經濟力的控制;因為張家兄弟已經形成為新興資產階級,他們控制了這個廣大地區的經濟命脈,墾牧、紡織、鹽、棉花都在他們操縱之下,地方官吏和武力都要仰承他們的鼻息。通過特殊形式的推舉,張叔儼是通崇海泰總商會會長,控制了當地的司法權,甚至平民百姓分家立嗣,有時竟以商會會長的名義出示立案。什么地方自治?簡直就是地方張治;是那個特殊社會的一種特殊形式。”晚年到了臺灣的徐白先生也記述:“當時南通有些鄉下人不明大禮,有什么糾紛,往往不到縣公署,而到三先生主持的農、商兩會去告狀。三先生一見公事便批,批起來還洋洋灑灑一大套,頗有樊山判牘的味兒。地方上有什么問題,三先生主持時,大半不憑事理解決,而是鬧意氣的居多。因此,南通大多數地方人士,對于張先生武斷鄉曲,意氣自喜的作風,都極反對。”三先生就是張督儼,他曾先后當過貴溪、宜春和東鄉縣的知縣,1902年辭職回南通助張謇經營實業和地方自治。張氏兄弟是南通自治的領袖人物。

南通政治、警察、金融、工商、文教等方面的要員多由張氏宗親、姻親、門生、密友等充任。1926,葛端曾稱說張謇“遣長子辦外交,倚叔兄理內政,故鄉成鐵甕。”邑政已幾乎是家政,而法治實是人治了。誠然,“是以南通自治事業,從無倚賴政府,亦未予以分毫之助”,從中央到省,未有分文挹注南通的自治,也是南通自治不得不依賴實業資本集團的客觀原因。

南通自治的問題相當嚴重,重紳治輕民治、重人治輕法治的情況以及紳治和人治的飛揚跋扈逐漸成了困扼南通社會活力的繩索。在南通,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促成了意識形態的發展,催生了資產階級自治的思想與要求;但由于南通資產階級的精英分子多由封建士官轉化而來,他們仍留有扎根較深的舊思想、舊意識的殘余,因此他們的新舊混合的意識形態反作用于其經濟基礎時,其革命性的意義就大大打了折扣,對社會的積極意義迅速衰退。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南通資產階級的自治帶有強烈的紳治和人治的特性,使習慣于在壟斷性的紳權和個人意志的覆蓋下運行的南通的區域經濟,在中國更大的經濟領域里缺乏自主和自由競爭的能力。

張謇于1926年去世以后,南通式的自治終于崩潰,再也無人著力鼓吹和經營了。張謇最初以自治來抵制封建皇權,大力推動了封建農業經濟向資本主義工農商業經濟發展,推動了區域現代化的成功歷程曾讓世人驚嘆;但改造南通而使之現代化的大規模實驗又終于失敗,其根本原因之一應是以張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沒有及時完成自身的政治改革。它一度推進了社會變革,卻沒有使自治民主化和法治化。而專權式的自治窒息了南通社會的生命力,最終影響了南通的經濟基礎,阻礙了上世紀之初即開始的南通現代化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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