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的“村落主義”(一)
2012-4-14作者:jry 點擊:3355
 

民國元年時張謇給袁世凱的信中提到:“謇自前清即矢志為民,以一地自效。蘇人士嗤為村落主義。……而終于以村落主義自享也。”看來,“村落主義”這一名詞最初還是別人用來稱呼張謇的“以一地自效”的;但張謇坦然地接受了這一名稱。張謇的村落主義理想產生較早,而實際推行則較晚,是在他對中央政治失望并在南通所興辦的工業有了成績之后。

張謇所主張的“村落主義”的源頭是什么?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還是釋氏的“凈土”?自然都不是。抑或是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圣西門的“理想社會”,傅立葉的“法郎吉”,歐文的“模范新村”?也都不是。太虛和尚雜糅各家學說而議社會改良,張謇曾明確表示異議:“就太虛所引渦文(渦文即歐文之舊譯)、圣西門、馬克思諸人之說推之,……吾斷其必不能行。”剖析張謇的思想時,我們會發現:張謇的“村落”的源頭竟然是漢末田子泰經營的“無終山都邑”!在清季無比閉塞的封建王朝里,在上下求索之中,和另一位同時代的思想家康有為一樣,張謇首先找到的是中國古代的大同理想。而這一大同社會的范體,就是曾實際存在過的田子泰的“無終山都邑”。

張謇常常向周圍親近的人說明他效法田疇而行事的真實心意。他曾賦詩言志:“雄節不忘田子泰,書生莫笑顧亭林。井田學校粗從試,天偎無終與華陰。”1901,張謇創辦了通海墾牧公司,他為公司的大堂題寫了“慕疇堂”的大匾。“疇”即田疇。田疇是東漢末年人,字子泰,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190),董卓變亂。幽州牧劉虞欲派人冒險去見已被董卓劫持的漢獻帝以示慰問和忠心。田疇自愿經北方朔漠取間道以往,至長安見到了漢獻帝。獻帝大為高興,封他為騎都尉。田疇堅辭后返回,卻驚知劉虞已被軍閥公孫瓚所殺害。田疇因哭祭劉虞而被公孫瓚拘捕,只是在別人勸說下,公孫瓚才釋放了田疇。“疇率宗人避難于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后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張謇為慕疇堂撰寫的對聯的上聯有語謂:“食茍簡之田,立不貸之國”;下聯中則謂:“韓愈為天下所笑,猶將求國家之事”,申明了張謇對田疇式邦土家國的追崇往慕。

田疇率領族人和附從者數百人進入附近的無終山(即徐無山)中后建立了田疇式社會即無終山都邑。《三國志》卷十一對此有記述:“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余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眾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原推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茍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愿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眾,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并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后來反復無常的烏丸常來襲殺無終山都邑的紳長,田疇不得不領引曹操的軍隊打敗了烏丸。曹操封田疇為亭侯,給邑五百戶,田疇先后辭卻而仍歸無終山。曹操當年所撰與田子泰事有關的《表論田疇功》、《決議田疇讓官教》、《聽田疇謝封令》、《爵封田疇令》和《下田疇令》諸文,今日還可見到。

張謇之子張孝若也記張謇對于唐宋以來的賢士文人,直到明末清初的樸學諸老是如何崇拜,然而:“我父在古人中最崇拜而奉為師法的還有田子泰。他名疇,是后漢人氏。董卓之亂,他率了宗族和隨從幾百人到徐無山中種田養親,百姓都很敬重他的德義,聽他調度。曹操請他出來做官,他怎么也不就,后來魏文帝賜爵于他的后人。我父立志不做官,辦廠種田興教育,處處以田子泰自況。墾牧公司廳堂就題叫‘慕疇堂’。”古代的賢人不勝數,而張謇所仰慕的也不少。但他“最崇拜而奉為師法的”只有田子泰。張謇甚至多次要求通州師范學校和南通農業學校的學生作文探討田疇的政治及其今用的問題。張孝若抄記了幾條張謇親自出的文題,有《田子泰不受爵賞與余之不官同異論》、《田子泰何以不守—徐無山論》、《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志業與田子泰孰近論》、《田子泰施行條教與墾牧公司治地人法難易論》。從僅存的這幾道命題,就可一見張謇的心意。張謇很在意田子泰和自己不受官的共同志趣,也留意從田子泰的行為中獲取啟示。20世紀50年代,通海的中學教師秦延海告訴郭士龍先生,他年幼時聽張謇訓導,講的正是張謇仰慕的《桃花源》的世界和田疇的都邑。桃花源是幻想的,而田子泰的都邑是實際存在過的;但兩者都是同類的中國古代的大同社會,都與老子所鐘愛的小國寡民有著淵源關系。1903(光緒二十九年),張謇在日本考察期間,在大阪寫了一封信給朝聞社的內藤湖南和西村天囚。信中說:“下者年逾五十矣,丁茲亂世,曾不知韜晦之得計。顧念今世,乃無桃源,又既自任一方之教育,若不力求農工業之進步,則后此必見窘相。世無助我之人,益不得不求獨立此等支離之境,絕非貴國之伊達邦成及福澤諭吉所能料也。”此信由日本關西大學的陶德民教授于前年在內藤文庫的未經整理的書信中發現。張謇嘆惜其時的亂世乃無桃源,決計“自任一方”,發展教育、農工業而獨立于紛攘支離之世。張謇心目中的善世就是桃花源。1922,張謇等人規劃建設了南通城西南的新商業區,將其中的主干道命名為“桃塢路”,正是張謇對桃花源式世界的憧憬所致。桃塢路上有張謇創辦的更俗劇場,何恩溥曾撰聯吊張謇,其上聯之首為“化俗辟桃源”,與之呼應的下聯之首是“歸真返蓬島”,②不論是在城市還是鄉村,張謇都鍥而不舍地想實現他心中的田子泰式,也就是桃花源式的自我治理的藍圖。張謇將他為之所作的努力稱作是“小試井田與學校并進”,并作歌稱贊這樣的社會:“田里有井疆,小學家家上,……新世界,墾牧鄉!”。他心中的“村落”,是包括城鄉在內的大地區。他謂:“南通一下縣,其于中國直當一村落。謇不自量力,粗有所營。”

張謇將田子泰的無終山都邑演繹成自己的“村落主義”和地方自治。他正是依照如此的“村落主義”來開始實現他自治南通的“新世界”的。這是因為張謇受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的影響很深;且由于晚清社會的封閉,張謇還無法深入接觸除了軍艦、大炮、機器、日用品以外的西方更深層次的社會學理論。對張謇來說,拋棄大清的“祖宗之制”的“盛世”制式而自行田子泰式的都邑之制,已經是一種驚世駭俗的叛逆行為了。遠在他的《變法平議》寫出之前,張謇能奉為偶像而師法以求脫離清朝專制的還只是田子泰。張謇后來隨著自身資本主義人文化的加深和對海外世界的進一步了解,對他的田子泰式的都邑之制增添了新的來自于西方的內容,但對他早年奉為圭臬的田子泰式的村落主義則始終沒有被放棄。

1926,郭守純曾寫一副挽張謇的聯:“狼奔豕突,傷心盡屬偉人;寂寞荒江,疇肯作村落經營,為乾坤整頓。虎逝龍忘,張目更無余子;摩挲遺跡,我徒負十年知遇,付百感蒼茫。”在聯語中索性把張謇和田疇比作一人。同年,李國慶則譽張謇的治績規模更大于田子泰之所為:“力謀地方福利,如公宏遠謨,聿成鉅業;田子泰入山治績,遜此規模。”

張謇在經辦各項事業時,多次提到要“溝通中西”,及懇言“而彼之學可為我學,彼之法可為我法”。張謇還解釋自己經營南通是:“有所法,法古,法今,法中國,法外國;亦不必古,不必今,不必中國,不必外。察地方之所宜,度吾兄弟思慮之所及,才力之所能,以達吾行義之所安。”然而,西學也罷、西法也罷,都沒有能使他拋棄田子泰式的理想。張謇在法古、法中國中繼承了田子泰的無終山都邑,從法今、法外國中拾起了“自治”學說;將其結合在一起,充實了他的村落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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